工會

遠端治理或就近治理: 台灣與南韓移工政策的分歧

面對勞工短缺和經濟挑戰加重的問題,東亞國家紛紛決定開放勞工市場並招募低技術的外籍勞工。舉例而言,臺灣在 1992 年採用客工制度,廣泛仰賴私人招募機構作為勞務仲介,而南韓則在2003 年啟動以政府之間協定為方式的臨時性移工專案。雖然兩國民主經歷和發展歷史有一定相似性,但是為什麼南韓發展出一個以政府主導的移工專案,而臺灣卻建立起一個以仲介為中心的移工政策呢?究竟是什麼因素造成了臺灣和南韓移工治理的差異呢?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本文首先比較了兩國外籍勞工政策的關鍵特點,包括招募、錄取、就業、返鄉,然後研究這些制度性差別背後的主要因素。本研究論證出三個決定勞工移民政策不同結果的主要因素:(1)政府中經濟和社會部門的權力平衡;(2)來自公民社會中倡議移工權益的政治壓力;以及(3)工會對移工社會運動的系統性參與。

後毛時期的勞動關係與工會發展:一個國家資本主義

  本文採用國家資本主義觀點來解釋勞動政治發展,尤其是中國改革時期後工會能力的改變。在中國,國家資本主義不只涉及到勞動市場中持續的國家干預,還包含國家分裂及非正式制度問題。從 1990 年代開始,中國政府促進國有企業的行為,已經使得私有企業受到阻礙。為了促進利益,私有企業與地方政府共謀,去規避正式制度及法規。對勞動關係而言,這將導致勞動法執行的鬆懈,以及工會的邊緣化。雖然勞動衝突的升高,以及中央政策轉向社會議題,都促使地方政府透過增加工會能力來作回應,但工會的角色仍在避免勞動衝突,而非促進勞動權益。本文使用一種新的省層級資料庫,透過實證分析結合工會、勞動衝突解決和一小案例研究,本研究得到以下的發現。控制經濟和公司因素後,當工會有額外的能力去參與解決勞動衝突,將會有越多的勞動衝突得到紓解。本發現也建議如果只有工會的能力增加,並不會增加工會對勞工的代表性,且本發現不只在對工會的權威上抱持一個較不樂觀的觀點,也在研究國家資本主義的課題上具有理論性的暗示。

訂閱 RSS - 工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