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

沒有代表的商議:日本與韓國保守派政府如何利用接納勞工的制度對付勞工

學界對於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是否會造成統合主義崩潰有不少爭論。對此,本論文提出「沒有代表的商議」之概念,並藉以來理解日本與韓國的保守派政府利用勞、資、政三方商議機制,但在排除勞運組織代表其利益的前提下,進行新自由主義改革。本論文主張「沒有代表的商議」的決策路徑,源於保守派政府蓄意利用接納勞工的制度來對付勞工的策略。日本安倍晉三政府保留了「審議會」(shingikai)、韓國朴槿惠政府保留了「三方委員會」(Tripartite Commission),其目的在於避免因為破壞統合主義而可能出現的立法僵局,同時也為了不要讓這兩個政府建構新道德霸權的努力白費。然而,這兩個政府都試圖削弱勞運在統合主義架構中的力量。日、韓的「沒有代表的商議」路徑其實並不相同,而之所以會有差異,主要是因為兩國政府對於其本國勞運所擁有的特殊政治資源,發展出特定的策略來利用三方商議機制。在日本,安倍政府利用「日本勞動組合總連合會」(RENGO)偏好建立政策夥伴的傾向,將勞工的不滿成功侷限在審議會運作的疆界內。在韓國,朴槿惠政府強調意識型態過於基進的勞運不具與政府談判的資格,同時利用三方委員會阻止好鬥的勞運組織影響政策制訂的過程。本文探討日、韓派遣工人法律的修正,藉以印證本文的主張,同時也發現保守派政府成功利用統合主義機制追求新自由主義改革。

亞洲的都市遲滯現象與反左派情緒:一個超越全球中產階級的論述

本文旨在探索為何最近有些亞洲城市開始興起反左派的情緒?特別是為何都市中的中產階級頻繁地抗議新左派政府的社會經濟改革。全球中產階級理論將反左派情緒之興起歸咎於自由民主的意識形態,以及富裕中產階級的保守價值。本文認為這樣的現象並非意識形態或是價值所驅動的衝突,而是新左派政府在特定都市空間中,對於中產階級視為理所當然的生活型態造成衝擊,導致後者對於不穩定之立即回應或是所謂的遲滯現象。為了證實這個主張,本文比較了三個亞洲國家中最具爭議性的中產階級個案,包含日本的受薪階級,南韓的自由業人士,以及泰國的都市專業人士。

探索中日爭霸東北亞之衝突行為:兼論權力轉移理論的適用

自 1958 年 Organski 提出權力轉移理論(Power transition theory)以來,其有效地解釋了大國間的戰爭,並成功地挑戰權力平衡理論(Balance of power theory),成為解釋國際戰爭之主流理論。其主要論述為:當一國之權力與另一國相近時,若該國對另一國或現狀不滿意,則該國極有可能發動戰爭。Lemke(2002)進一步將權力轉移理論應用至區域戰爭,主張權力轉移理論不僅適用於霸權戰爭,亦能有效解釋區域戰爭的發生。然而,當本文檢視個別東北亞國家的衝突行為時,卻發現東北亞國家,尤其中國大陸與日本,有著與權力轉移理論假設不同的行為模式。具體而言,本文以量化統計和質化分析比較方式分別檢視 1918 年至 2007 年間東北亞爭霸國家相對權力與不滿意度,並聚焦於中國大陸與日本的衝突行為。結果顯示中國大陸最可能在國力佔優勢或對另一方不滿意時發動戰爭,軍事和經濟優勢則是日本發動軍事衝突的必要條件。本文並以 1894 年中日甲午戰爭為案例,顯示本文所推演之中國大陸和日本的衝突要件確與甲午戰爭前光景一一吻合。因此,本文認為權力轉移理論或許適用於全球性爭霸戰爭,然而權力相近此一要件卻無法充分解釋中國大陸與日本在東北亞區域內之衝突行為。另外,研究結果亦印證中國大陸對外行為仍奉行鄧小平所指示之「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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