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義

工業文明、理性秩序與自由主義:從柯靈烏的日耳曼群氓說談民主的野蠻

20 世紀的殘酷戰爭,為歐洲文明帶來了眾多挑戰。身為歷史與政治思想學者,柯靈烏爬梳了歐洲文明的發展軌跡,以及現代歐洲野蠻主義(barbarism)興起的條件。隨著理性思想和工業技術文化的蓬勃發展,柯靈烏認為,歐洲文明固有的文明性(civility)卻弔詭地逐漸失去了化育自身的沃土,而正是在此歐洲文明遭遇危機的處境下,德意志邦國為追求政治自由與獨立所創造的民族神話,成為了納粹德國假借民主程序掌權的契機。就此而言,柯靈烏提出的 「日耳曼群氓說」(German Herd Discourse)固然帶有英法西歐文明對德意志文化的歧見,但依柯靈烏之見,野蠻主義非只會發生在特定的民族場域裡,而可從任何自由民主政體中萌發。準此,本文將透過梳理柯靈烏針對歐洲文明和野蠻主義發展的過程及條件所做辨析,探討柯靈烏從人類心智的理性與情感,以及現代政治運作的貴族和民主原則兩個面向,來解釋文明與野蠻、自由與民主之交錯關聯的哲學論述。在此世界政局紛擾之際,柯靈烏對於文明與野蠻、 自由與民主提出的深刻洞見與警語,或值得吾人深思。

自由主義和族群認同:搜尋台灣民族主義的意識型態基礎

民族主義是近代世界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之一 。在現階段台灣的政治發展中,國家認同的分歧是最顯著的政治衝突和社會分歧。國家認同和民族主義一直是社會科學中的重要研究領域。近幾年世界許多地區發生的國家認同和民族主義的衝突,更引起學者對民族主義現象奠大的關注。
在民族主義的研究中,族群一直被視爲近代民族國家形成的重要基礎。近代的國家認同主要是以對族群歷史和文化的感情認同,所形成的民族認同爲基礎。對己群的認 同,必然和他群劃分界限。因此民族認同一直被視爲和以普遍性原則爲基礎的自由主義,屬於不同的意識形態醃疇,它們有時甚至是互相衝突的。最近有 一 些學者試圖論證,感情認同的民族主義和理性的自由主義「在思想層次上」不但不相衝突,甚至是可以共容的。

本研究以實證的訪問調查資料爲基礎,它發現:在「現實層次上」(至少在台灣),自由主義理念和台灣民 族認同在一 般民衆身上是互相結合的。 一 方面,正如其他近代的民族主義運動一樣,台灣民族主義和感情的族群認同高度相關。可是另一方面,它也和理性的自由主義所延伸的分離主義高度相關。自由主義式的分離主義和族群認同,兩者獨立地對台灣民族主義發揮影響力。更仔細的統計分析同時發現,理性的自由主義對台灣民族主義態度的影響幅度,甚至超越了感情的族群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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