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獨立與民主可問責性（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之間存在著緊張衝突的關係，而此問題對於台灣的檢察體系更是嚴重。最近法務部對於檢察長的調動，引起九位由檢察官所選出的檢審委員的質疑與抵制，就是一例。為了瞭解此問題之根源，本文將先探討法院人審會運作之情形以及改革派法官如何應用人審會作為改革的著力點；其次、改革派檢察官參選檢審委員的運動策略多少受到改革派法官的影響；第三、由於台灣民主政治品質的低落，使得這些改革派法官與檢察官，只尋求法官和檢察官內部的民主動員，幾乎缺乏民主可問責性，因此變成司法體系的內部民主與外部的獨立；第四、本文結論將指出，其他國家judicial council（「司法人事委員會」）組成方式（部分委員政治任命、部分委員由司法體制內部的檢察官和法官選出），是台灣尋求檢察獨立與民主可問責性之間平衡，一個值得借鏡的制度。

本文使用司法起訴與判決的資料，觀察縣議員涉入司法案件的情形。研究發現，地方金權政治的問題仍然嚴重，以第十四到第十六屆縣議員為觀察，任期內或上任前曾遭到起訴的議員比例約有一成五左右，曾有被判刑的比例約百分之八。若將賄選罪中政治人物的樁腳遭起訴或判刑也計入，則有起訴背景的比例接近三成，有判刑背景的部分也接近兩成。在涉案議員的黨籍與地區方面，國民黨以及無黨籍議員涉案的比例最高，但民進黨議員也有增加的趨勢。而都市化程度較高的地區，問題較為不嚴重。另一方面，從第十四到第十六屆縣議員整體來看，從涉案的背景來看，涉案議員人次並沒有隨著掃除黑金方案減少的趨勢，但是就案件發生的時間而言，涉案的比例已經逐屆降低。在案件的類型方面，縣議員涉入的司法案件主要以賄選罪為主，且在本文觀察的時間範圍內，涉及賄選罪以外案件的數目有下降的趨勢，但是涉入賄選罪的情形依然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