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財產之本務論的或定言式的證成（相對於目的論或假言式的），大約可以有三種：勞力、自由，與權利。這三種證成本身都有若干問題，而且各自也都是對方的反命題。若仿效康德「二律背反」的方式，則可以顯示：這個矛盾的狀況，其實來自對於「消費財」與「生產財」的區別的忽視、從而「個人」作為「財產擁有者」與「被別人擁有者」之間的混淆。兩者之所以混淆，又來自於「錢」之作用─後者之作用在於：（一）使人與自然之關係同質，（二）使財產同質，（三）使人與人同質。正是在最後這個「使人與人同質」的基礎上，才樹立了自由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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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 卷・第 1 期
發行於 六月, 2013
長期以來，日本參議院全國選區的議員多半是全國性利益團體代表，而且還是「利益團體推薦、政黨提名」的模式。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參議院全國選區的選舉制度，並沒有規定席次必需按照社會背景與職業來分配。如果不是正式制度所規定，為什麼大部分參議院全國選區的議員會是利益團體的代表？又為什麼會發展出「利益團體推薦、政黨提名」的模式？
本文以為若要比較完整地了解日本參議院全國選區為什麼會成為政黨與利益團體合作的場域，必須要從政黨與利益團體整體的關係，尤其是自由民主黨與利益團體的侍從主義關係去了解。侍從主義強調特殊性，恩庇主只會將資源分配給「有支持我、投給我」的人，因此，能被分配到利益的前提是：追隨者必須要表現支持或是承諾未來會支持。雖然眾議院選舉是影響執政的關鍵，但是因為選制設計的關係，眾議院無法顯現全國性利益團體的投票情形。反而是參議院選舉全國選區，儘管選制改革，一直是以全國為一選區，使得特定利益團體的動員情形得以有機會展現，反而可以做為一種監督機制（monitoring mechanism），讓自民黨知道利益團體是否有按照承諾投票支持。此外，透過利益團體的動員與分擔選舉所需要的花費，無形中也解決了政黨競選的困境，參議院選舉全國選區成了政黨與利益團體合作的雙贏場域。本文並檢證過去參議院全國選區的情形，以瞭解為什麼會有自民黨有組織動員優勢的說法。最後，本文並討論政黨輪替對於日本政黨與利益團體關係可能的影響。
有別於過去以政黨認同為研究主題的文獻，本文嘗試以政黨必要性、政黨信任做為觀察民眾政黨態度的新視角。研究中提出三項假設：（一）多數民眾肯定政黨在民主政治的必要性，但卻普遍對政黨不信任；（二）政黨功能評價對於民眾在政黨必要性的態度有正面影響；（三）政黨功能評價、政黨表現滿意度二者，皆會對政黨信任產生正面效果。
本文的研究結果顯示，上述三項假設均獲得證實，其中意涵值得吾人深思。首先，與世界多數民主國家類似，台灣民眾普遍對政黨存有欲迎還拒的矛盾情結；一方面肯定政黨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又不信任政黨。其次，在本文的研究中，政黨功能評價被證實可影響政黨必要性的態度。政黨功能的沒落是近年來學者在探討傳統西方民主的案例時，屢屢提及的一個方興未艾的現象。一旦政黨功能的沒落擴散到更多的民主國家，恐怕會挑戰、甚至進一步改變政黨傳統上在民主體系所具有的樞紐地位，這將是所有民主國家未來發展所必須正視的問題。最後，本文發現政黨功能評價、政黨表現滿意度皆會左右政黨信任。事實上，民眾對政黨功能、政黨表現的看法應與民眾對政治人物長、短期以來的各項評價密不可分；畢竟政黨只是一個抽象的政治機構，其運作良窳還是有賴政治人物的具體作為。從此一角度觀之，朝野政治人物的言行皆不得不慎，因為其影響所及，無論是長期或是短期性的效果，皆會左右民眾對政黨的信任。
The resilience of the communist regime in China has been a puzzle in the study of dual transitions. By examining the property rights regime in China’s high-tech sector,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reason for China’s extraordinary economic growth without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lies in the process of the reassignment of property rights. With a view to helping state agencies avoid financial difficulty, high-tech spin-off enterprises and their associated hybrid property rights regimes created space for the old authority structure to remain in place. In particular, these spin-off enterprises never cut their ties with the state. While such a strategy has proved effective in discouraging the state’s predatory behavior in the course of market transition, it is the cause of the enduring influence of the Chinese state on these enterprises. Given the nature of state-market interactions in technology-related industries, the study of high-tech spin-offs in Zhongguancun serves as a critical case to understand the change in power structure associated with the reassignment of property rights. Most importantly, the findings of this article carry implications for understanding the politics of dual transitions in China.
「競爭性自由化」雖是近來揭櫫之政策概念，但是「歐體／歐盟」與「歐洲自由貿易協會」（European Free Trade Association,EFTA）之間貿易自由化的競爭卻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便已存在。過去研究大多聚焦於歐體／歐盟與美國間的「競爭性自由化」現象，卻鮮少探究歐體／歐盟貿易自由化對 EFTA 所造成的競爭壓力，進而促使 EFTA 對外洽簽自由貿易協定。本文旨在彌補既有文獻的缺憾，初步探索歐體／歐盟與 EFTA 之間貿易自由化的競爭。本文運用 EFTA 與第三國長期貿易量的客觀資料，以及 1960 年至 2002 年EFTA 部長理事會記錄之主觀資料，並建構統計模型，試圖說明歐體／歐盟貿易自由化與 EFTA 對外洽簽自由貿易協定的共變相關性。從客觀貿易量資料來看，本文發現 EFTA 會員國內部彼此貿易占其總貿易量比例越小，或 EFTA 與歐體／歐盟貿易占 EFTA 總貿易量比例越大，則 EFTA 越可能對外洽簽自由貿易協定。另一方面從EFTA 部長理事會記錄之主觀資料來看，EFTA 理事會越強調自由貿易協定相關概念字組，則越容易對外洽簽自由貿易協定。惟此主觀變項在控制 EFTA 客觀貿易量變項後就變得統計上不顯著。此外，EFTA 理事會越關注其會員國加入歐體／歐盟事宜，則越可能對外洽簽自由貿易協定。本文發現 EFTA 主觀上考量是否對外洽簽自由貿易協定，除了因貿易量變化外，亦可能為其組織存續，尋求功能正當性，進而對外洽簽自由貿易協定。惟本文屬初探性質，又因資料母體數目所限，無法控制多項干擾因素，亦未建構細緻的因果模型去呈現歐體／歐盟與 EFTA 貿易自由化之雙向競爭，此乃本文之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