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ese State Capit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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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 卷・第 2 期
發行於 十二月, 2015

  近年來在金融危機與中國經濟崛起的全球政經變動下,興起一股討論國家資本主義風潮,然而過於偏重實證經驗之解析以及缺乏與既有理論脈絡之連結,無法展現理論發展與分析層次的動態變遷。本文爬梳自十九世紀末國家資本主義初始至今的相關文獻,嘗試回答以下問題:學界廣泛使用「國家資本主義」以描述當前的政經形勢,其概念究竟為何?本文主張國家資本主義意指國家透過參與市場的經濟活動以達政治目的,其歷史發展與理論脈絡可區分為三個時期:十九世紀末至廿世紀初、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至 1980 年代、2007 年至今,發現在政經邏輯不變的情況下,討論重心反映了研究途徑由結構主義向功能主義乃至於新制度主義的變遷,研究層次亦由宏觀漸趨微觀。近來豐富多元的實證素材,可讓吾人在承認資本主義的運作模式中無法避免國家干預之前提下,進行更細緻地討論與微觀分析。

蔡中民

  近來,在全球市場中,國家資本主義相較於其他政治經濟體制似乎成為一種強勢且具有競爭力的制度。中國的經濟發展與國家資本主義的關係更是學術界、政策界乃至實務界研究與討論的對象。然而,相關論述在概念發展與理論化方面卻呈現前所未有的紊亂。一者,大部分學者均同意中國目前政經安排已不再是社會主義,但究竟是屬於哪一種政經體制卻莫衷一是。再者,即便在將中國歸類為國家資本主義的諸多研究中,中國國家資本主義往往被賦予不同的概念意涵。這兩種趨勢使得相關研究難以產生有意義的對話,同時也無助於理論架構的建立。因此,藉由回答「是否存在著以及什麼是中國國家資本主義」,本文主張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研究應該放置在比較資本主義的框架中討論,抽繹出中國內部國家與市場互動的普遍原則。同時,將之對照其他同屬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體的內部政經發展,以此得出有意義的比較與類型化,方能避免中國研究在比較政治學中被特殊化的困境。

劉致賢

  農村是中國共產黨政權發展與穩固的基礎,而城鄉均衡發展也一直是其現代化過程中一直被強調的重點。然而,其透過國家介入、規模化經營、市場競爭三合一的農村發展模式,卻造成社會力發展遲滯的後果。缺乏社會力參與治理與自主發展能力的農村,最明顯的問題就是其對於國家扶助的過份依賴,以及國家引進市場力量後所造成的階級剝削及貧富差距擴大,導致其維持社會穩定的目的不易達成。本研究透過歷史資料的檢視以及實證調查,指出中國農村的發展中所形成的「強國家、弱農民,農民不能」現象的癥結,實源於文革結束後,資本主義被引進之初,由於擔心草根組織對政權產生威脅,共產黨刻意以國家資本主導農村發展,壓抑其社會組織,因此造成農村村落原子化、公共生活貧乏、社會資本低度發展的結果。如何在不威脅國家權威的前提下重建草根力量,使其在穩定社會的工作上扮演更積極的角色,是中共無可迴避的挑戰。

王瑞琦

  作為國家資本主義的典型代表區域,拉丁美洲在這二十多年間發生不少政府介入市場的行為,尤其表現在外資的強制徵收上。本文探究拉丁美洲國家外資徵收的原因,並特別關注國內政治及制度的影響。國家資本主義的一項特色在於,政府介入經濟活動是為了達到其政治目的,本文認為此政治目的即是國家領導者要鞏固其統治權力。奠基於理性選擇理論與政治生存的概念,本文認為當領導者面對較大的制度限制時,愈可能採取徵收外資的手段。此外,根據既有關於外資徵收的理論,非民主國家和石油盛產國比較有可能徵收外資。為驗證上述研究假設,本文使用 1980 年至 2008 年拉丁美洲 18 個國家外資徵收的資料,以多層次卜瓦松模型和多層次二元勝算對數模型進行統計分析。分析結果顯示,當領導者受到的制度限制程度愈高,徵收愈可能發生,此外,民主國家較不易徵收外資,而石油產量高的國家較易徵收外資。本文亦討論委內瑞拉和巴西兩個個案,...

李佳怡, 蔡宗漢

  本文採用國家資本主義觀點來解釋勞動政治發展,尤其是中國改革時期後工會能力的改變。在中國,國家資本主義不只涉及到勞動市場中持續的國家干預,還包含國家分裂及非正式制度問題。從 1990 年代開始,中國政府促進國有企業的行為,已經使得私有企業受到阻礙。為了促進利益,私有企業與地方政府共謀,去規避正式制度及法規。對勞動關係而言,這將導致勞動法執行的鬆懈,以及工會的邊緣化。雖然勞動衝突的升高,以及中央政策轉向社會議題,都促使地方政府透過增加工會能力來作回應,但工會的角色仍在避免勞動衝突,而非促進勞動權益。本文使用一種新的省層級資料庫,透過實證分析結合工會、勞動衝突解決和一小案例研究,本研究得到以下的發現。控制經濟和公司因素後,當工會有額外的能力去參與解決勞動衝突,將會有越多的勞動衝突得到紓解。本發現也建議如果只有工會的能力增加,並不會增加工會對勞工的代表性,...

方琮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