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

全球化了台灣的什麼?國際化與台灣的政治經濟變遷

本篇文章利用 Dani Rodrik (2011) 的「世界經濟的不可能的三角」理論架構,透過台灣的經驗資料來檢視 Geoffrey Garrett (1998) 對於全球化對國內政治和經濟衝擊的經驗研究結果是否仍然能夠在近四十年來台灣面對全球化的經驗上依然成立。我們發現,台灣參與全球化的過程與 OECD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國家參與全球化的經驗並不相同。在布列頓森林體系崩解之後,OECD 國家在全球化的壓力下仍然維持著國內補償,並且走向了全球化不可能三角的右邊,透過國際整合與國際政策協調等「全球治理」的方式來減少市場開放所帶來的國內衝擊,其國內政策並未被全球化逼到「新自由主義」的底限。但與OECD國家不同的是,在全球化的壓力下,台灣的國內政策受到了相當大的限制:台灣在國際政治上的困境使台灣難以走向全球整合治理,台灣在國內選舉上的困境使台灣難以拋棄國家認同的議題,台灣在經濟上依賴國際貿易的困境又使台灣無法選擇有限度地加入全球化,所以在全球化的過程中,與 OECD 國家的腳步不同,台灣逐漸地走上了三角型左邊的「黃金緊身衣」之路,主要靠著透過削減生產成本維持經濟的成長,所犧牲的是全球化所帶來的社會衝擊。

全球化、社會公民權與民主:一個初步的思考

近來政治學界有關全球化對於民族國家衝擊的討論已越來越多。但是,對於全球化與民主之間的關係如何,卻並不多見。本文的主要目的在於針對這個缺漏加以補足。本文首先將民主區分為三個層次,分別是自由主義式民主、社會民主與審議式民主。但無論是何種型式,近代民主的發展都是植基於領土範圍確定的民族國家之上。全球化對於民主政治的衝擊因而是透過對於民族國家的衝擊作為介面而展開的。本文認為,日益升高的全球化將強化自由主義式民主,但卻弱化社會民主進一步擴張的可能性,雖然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程度升高,就業與生活的不穩定性程度持續升高,因而對於社會民主將產生不利的影響,而這又將進一步深化社會中的不平等。本文進一步指出,在世界政府尚未成型之前,跨國性的民主只可能出現在所謂的全球公民社會,這個新浮現的領域使得跨國民主出現在審議式民主的層面,它對於許多跨國性的政策議題在問題提出與議題設定上將扮演重要的角色。同時,也將為跨國政府的形成提供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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