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y members are important assets to a political party, for without their help in running the daily affairs and campaigns, a party cannot be seen to exist. Therefore, there is no doubt that the party members are important. By analyzing data from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central and local party branches, as well as questionnaires directed at party workers, this article aims to examine who the party members of the Kuomintang (KMT) are. Why do they join the party? What is the level of involvement of the members. The data reveal that KMT membership has been increasing steadily over the past decade, which indicates the KMT’s capacity to draw support from voters. In general, KMT members tend to be older than the electorate on average, and most of them are male, reflecting that gender and age gaps exist between the KMT members and the electorate. While many KMT members are motivated by the party’s ideas and issue orientations, to some extent, solidary incentives and material incentives also play a role in recruitin new members. The level of activism varies among the different local branches, with different degrees of participation in terms of age, region, and the party’s political strength being found. Members in rural areas participate more than those in the cities, while older members participate more than the others. Members also participate more if the KMT retains a dominant status at the national level or in the local districts.
Regular Issue
第 17 卷・第 2 期
發行於 十二月, 2013
在政治發展的過程中，政黨的出現乃是促進政治民主化的重要特徵。民主政治強調責任政治，而責任政治則體現於政黨政治。依據民主國家運作的常軌，朝野政黨遵循公平的選舉規則與程序，訴諸黨綱政策立場，爭取多數選民的認同和支持，以獲得政權「正當性」（legitimacy），因此民主政治的實踐端賴於政黨政治能否實踐。對於政黨政治與民主政治的關係，Schattschneider（1942, 1）的觀點或許是最佳詮釋：「政黨創造了民主政治，現代的民主政治藉著政黨始可存在。⋯現代政治哲學最重要的區別，以及民主與獨裁之間的差異，可以根據政黨政治來加以判定。因此，政黨不僅是現代政府的附屬品；它們是現代政府的核心，而且在其間扮演著決定性和創造性的角色」。
在現代政治體系中，由於政黨履行甚為重要的功能，因此諸多學者投注精力於政黨議題的研究，迄今已累積甚為豐富的學術文獻。綜觀這些研究著作，依據 Key（1964, 180-82）和 Beck（1997, 9-13）的歸類，約可區分為三項研究領域，包括「政黨組織」（party organization）、「政黨與選民」（party-in-the-electorate），以及「政黨與政府」（party-ingovernment）。就研究脈絡而言，初期諸多學者以「政黨組織」為其研究主軸，若干著作具有高度研究啟發價值、影響後續研究深遠，儼然成為政治學研究的經典作品（諸如 Duverger 1963; Katz 1980; Ladd 1970; LaPalombara and Weiner 1966; Michels 1966; Panebiance 1982; Sartori 1976）。之後，1960 年代以來，隨著「行為學派」（behavioralism）、「制度研究」（institutionalism），以及「理性選擇途徑」（rational choice approach）的興起，「政黨與選民」和「政黨與政府」成為許多政黨學者關注的焦點；相較之下，自從 1980 年代以降，「政黨組織」反而較少受到關注，研究動力似乎呈現減緩趨勢，殊為可惜。
關於「政黨組織」研究議題，早在半世紀之前，Duverger（1963, xiii）就積極呼籲，政治學者應該建立起全面性和系統性分析，作為政黨研究的基礎與指引。當時，Duverger（1963, xiv）曾經樂觀地預期，「或許在 50 年之後，就有可能對於政黨的實際運作進行描述」，然而後續政黨研究並沒有達到Duverger 所期望的理論性發展。對此現象，Janda（1980, xi）認為，阻礙跨國政黨理論發展的主因，在於研究者無法廣泛地進行比較分析；其進一步指出，比較政治的主流觀點是相當保守的，大多採取「最相似體系設計」（the most similar systems design），亦即以往研究著重於相似政黨的比較，而非相異政黨的比較。況且，諸多比較政黨研究僅侷限於特定文化地理區域，而非跨區域的全球比較研究。無疑地，將比較分析的範圍擴及世界各個地理區，且具有代表性國家及其政黨，這對於發展比較政黨研究有其必要性。
不論是在公部門或是私部門，近年來已有許多研究證明「性別」是影響生涯發展的一項重要因素。然而，針對台灣文官所進行之性別研究中，至今尚未出現以全體文官為對象所進行之循證分析。本文使用 2008 台灣文官調查（Taiwan Government BureaucratSurvey, TGBS）的資料，希望能夠透過以循證調查為基礎之分析，了解性別因素如何影響台灣文官的升遷狀況。透過交叉分析、 t 檢定、變異數分析以及階層迴歸等統計方法，本研究所提出的兩個假設大致獲得支持，亦即性別差異對於工作年資、教育程度、工作選擇與工作目標皆有顯著影響，而上述四項變數對於升遷結果與升遷阻礙也都具有顯著影響，其中，屬於人力資本因素之工作年資與教育程度，對於升遷結果與升遷阻礙的影響又更為關鍵。
本文試圖探討中國國民黨在 2000 年至 2012 年政黨的轉型與黨政關係的建構情形。本文分析國民黨在這段時期轉型的一項核心議題，即以「選舉機器」為主要目標的轉型企圖和實際的轉型結果，以及與其並存發展的黨政關係模式，特別是關於 2008 年重新執政後總統是否兼任黨主席之政黨關係的建構問題。從當代政黨的研究議題而言，本研究跨越「政黨組織」以及「政黨與政府」這兩個面向。
研究發現，「選舉機器」雖為國民黨領導菁英內的主流意見，但其內涵並不夠具體，因此雖然在 2000 年之後國民黨確實也某種程度進行組織的改革和精簡，但若從學術界對「選舉機器」的定義來衡量，國民黨的轉型內涵與選舉機器相去甚遠，以此目標來看，至 2012 年時國民黨仍未實質轉型。儘管國民黨為囊括式政黨，但根本上並未轉型成選舉專業型政黨，仍維持原來濃厚的大眾官僚型政黨性格。半總統制下的執政黨，可能成為一單純的「選舉機器」嗎？從國民黨的經驗來看，並不是如此。最後，在 2008 年國民黨重新執政後，面對建構黨政關係的挑戰，國民黨黨主席由總統擔任，其結果是強化了總統對政黨的控制。
本文以內容分析法檢視台灣六份主要政治學期刊中關於選舉的文章，發現多數文章都以「選民」為研究對象、研究方法上以「大樣本的抽樣調查」為主流、並一面倒地使用「統計分析」。對於這樣的集體現象，本文從研究對象、研究方法與分析方法三個面向來探討如何讓選舉研究有更多的選擇並且多元發展。首先，政黨不應該在選舉研究中被忽視，因為選舉是政黨爭取選民支持的過程，忽視政黨就無法勾勒完整的選舉過程。第二，抽樣調查不是研究方法的唯一選擇，尤其是關於研究政黨時經常會遇到因為樣本數少而導致抽樣與資料變異程度不足的困難，其實可以採用由偏重個案取向的小樣本研究社群所提出的方法論來解決。第三，統計分析並不是分析經驗資料的唯一方法，當資料的樣本數少且低度變異時，統計分析往往派不上用場，集合理論反而是比較有效的分析工具。最後，要讓政黨成為研究焦點，除了引入更多研究方法與分析方法外，短期內最重要也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建置政黨資料庫供學者使用，因此介紹目前規模最大的國際比較政黨計畫（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Political Parties Project, ICPP）以及以其為範本的台灣政黨體系的持續與變遷整合型計畫。
過去諸多與台灣民眾統獨偏好相關的研究發現，「價值衝突」及「不確定性」可謂為民眾統獨偏好的兩大主要特質。本研究的目的即在探討該兩項機制如何影響台灣民眾的統獨偏好。以兩岸整合的各項層面為例（包括兩岸經濟、生活、思想、或政治條件相同），本研究利用條件式問卷題組及，分析在務實面考量下，各條件的變化如何影響民眾統獨偏好的測量值的點估計及其離散程度。具體的發現包括以下兩點：首先，就偏好測量值的點估計而言，情感或理念的因素，譬如台灣人或中國人認同等，對於民眾的統獨偏好仍具有決定性的影響；而務實面的考量中，譬如對大陸日後政治或經濟發展走向的評估等，亦對民眾的統獨立場有所影響。換言之，感性與理性層面的考量皆可能左右民眾的統獨偏好。其次，就測量值的變異程度而言，本研究發現，受訪者針對各種條件問句所作的回答其變異數並非均一。透過變異數不等選項模型的分析，我們發現影響變異數不等的主要原因反映了上述兩項統獨偏好的特質：第一，由於民眾統獨立場背後的價值衝突程度不一，造成價值衝突程度高的人對統獨議題表態時陷入立場矛盾的兩難困境（變異數大）。第二，民眾對於兩岸議題的資訊充足程度亦可能影響統獨態度的變異數，即愈有能力理解兩岸議題或愈具備相關資訊的受訪者，其表態時的不確定感自然降低，則其統獨態度的變異程度自然較小。不過，最後這項論點並沒有獲得全面的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