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公務人力人口特性組合和社會人口特性較為近似，稱為文官代表性，這是政治治理正當性的課題，也有助於增進經營績效。本文使用長時間統計資料，分析行政機關公務人員的女性人力狀況，提供文官性別消極代表性的系統性和趨勢性研究。分析結果可歸納成幾項重要發現。第一，台灣政府部門一般性行政機關女性公務人員已具備充分的消極代表性，代表性已超過亞洲國家，甚至和西方國家平均值也很接近。第二，行政機關不同工作的女性公務人員比例相差極大，政府部門明顯的存在性別工作隔離現象。第三，儘管女性整體消極代表性持續增長，但是各行政機關首長和高階領導性職務等的女性比例卻非常低，簡任各職等女性比例也僅約整體女性平均值的一半，代表著女性公務人員確實面臨著玻璃天花板困境。上述發現的背後意涵和成因，本文都有深入的討論，並提供可能的對策。本文認為性別工作隔離現象如繼續深化，高階女性消極代表性不足的問題就難有明顯改善。此外，政府部門的最關鍵行動方案是需要有意識地推動增進女性機關首長和高階主管的積極性培育和遴用計畫，特別是優先在幾個女性人力比例極高的工作體系上積極促成，只有女性有機會擔任領導決策職務時，女性消極代表性才有機會轉化成積極代表性。

自 1958 年 Organski 提出權力轉移理論（Power transition theory）以來，其有效地解釋了大國間的戰爭，並成功地挑戰權力平衡理論（Balance of power theory），成為解釋國際戰爭之主流理論。其主要論述為：當一國之權力與另一國相近時，若該國對另一國或現狀不滿意，則該國極有可能發動戰爭。Lemke（2002）進一步將權力轉移理論應用至區域戰爭，主張權力轉移理論不僅適用於霸權戰爭，亦能有效解釋區域戰爭的發生。然而，當本文檢視個別東北亞國家的衝突行為時，卻發現東北亞國家，尤其中國大陸與日本，有著與權力轉移理論假設不同的行為模式。具體而言，本文以量化統計和質化分析比較方式分別檢視 1918 年至 2007 年間東北亞爭霸國家相對權力與不滿意度，並聚焦於中國大陸與日本的衝突行為。結果顯示中國大陸最可能在國力佔優勢或對另一方不滿意時發動戰爭，軍事和經濟優勢則是日本發動軍事衝突的必要條件。本文並以 1894 年中日甲午戰爭為案例，顯示本文所推演之中國大陸和日本的衝突要件確與甲午戰爭前光景一一吻合。因此，本文認為權力轉移理論或許適用於全球性爭霸戰爭，然而權力相近此一要件卻無法充分解釋中國大陸與日本在東北亞區域內之衝突行為。另外，研究結果亦印證中國大陸對外行為仍奉行鄧小平所指示之「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