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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卷・第 2 期
發行於 十二月, 2004

Some recent studies have found little explanatory power of religious attachment to the attitude toward democracy or war in the Muslim societies. This result challenges the conventional wisdom that the religious factor is deeply connected to political turmoil in the Middle East. However, political scientists so far lack a powerful theory to explain the support of political Islam.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make a contribution in this regard with methodological rigor.

This article starts with a theoretical discussion about the concept of political Islam and the three major arguments for its popular support. Next, a research design is proposed, including the issues of conceptual definition, variable formation, data processing, and major hypotheses. Then I introduce an innovative psychometric approach, Item Response Theory (IRT), to this study. Specifically, the focus is why the application of IRT can contribute to political culture studies with methodological merit. Finally, the conclusion shows that the three explanations all explain the support of political Islam but in different aspects. People with greater personal piety or premodernist attitudes are more supportive of political Islam in attitude, but when it comes down to voting behavior, they are very rational to hold the incumbent government responsible, no matter whether Islamist parties are part of it.

Min-Hua Huang

德國在威瑪共和時期就已經引進公民投票制度,二次大戰之後雖然聯邦德國基本法排除全國性的公民投票制度,但是在少數邦以及地方層級則保留此一制度。一九九○年之後,在邦層級以及地方層級有許多邦陸續引進公民投票制度,形成一股直接民主的風潮,對於德國民主政治以及公民的政治參與有正面的影響。本文從德國公民投票制度的歷史切入,除了介紹其演變過程之外,更探討其演變的原因。第一部份針對公民投票相關名詞的探討以及比較公民投票分類方式。第二部份介紹威瑪共和時期的公民投票制度,釐清公民投票在威瑪共和時期實際運作的狀況。第三部份則討論二次大戰前後得過對於公民投票制度支持與反對的辯證,並探討基本法排除公民投票制度入憲的因素。第四部份介紹二次大戰後至一九九○年之間聯邦德國公民投票制度的發展,尤其是邦層級的實施經驗以及地方性公民投票經驗的分析。第五部分主要介紹一九九○年後德國的公民投票制度演變概況,除了探討影響公民投票制度演變的原因之外,特別著重於地方性公民投票實施經驗的分析。結論部分則指出,從德國的經驗顯示,公民投票並未對議會制度造成重大的改變,而且這項制度也未受到人民濫用。

廖揆祥

本文試圖探討反對黨獨大下的分立政府類型及對府會關係可能的影響。所以做此嘗試,是基於一方面國內地方政府的分立型態,多半顯現為朝野政黨在議會中席次比例不對稱的狀況;另一方面,相關文獻很少對這種朝野不對稱局面做較深入、理論性的探討。

本文試圖依循 Riker 及 Olson 等的理性邏輯,推演出反對黨獨大下的四種可能分立型態:I 型是反對黨過半,執政黨極少;II 型是反對黨過半,執政黨一些;III 型是反對黨相對多數,執政黨極少;IV 型是反對黨相對多數,執政黨一些。並界定府會關係含三層面:一是府會質詢互動過程,二是府會互動結果的預算刪減幅度,三是府會互動影響的政府提案數及通過情形。同時假定行政首長依政策推動的理性目標,議員們在乎利益分配的自利理性,進行推估朝野實力在議會中極不對稱,到朝野實力較接近的不同狀況中,雙方的策略攻防,而進一步提出本文的理論預設,基本上認為 I 型分立會有較好的府會互動氣氛,較低的預算刪減幅度,但較低的政府提案數極通過率,第 IV 型則是第 I 型的對立面,第 II 及第 III 型的影響情形則應介於中間。

在實例檢證上,本文是以高雄縣自余陳月瑛主政以來到目前楊秋興縣長的十八年間分立狀況為個案,其間因朝野政黨在議會席次上由極不對稱到較對稱的變化情形,相當能契合本文理論對反對黨獨大下分立政府所做的各式類型推演,所得結果大體能肯定本文的理論預期。

廖達琪, 洪澄琳

本研究關注的焦點在公元兩千年,政黨輪替的新舊政權交替後,民進黨執政菁英的形成。從執政菁英的背景分析、進入分析,以及不同場域間的流動分析,來探討新政府執政團隊的組成特色。我們蒐集了兩千年至兩千零三年行政院執政菁英的人事資料,包含任職的部門、層級、以及基本個人變項等。以國史館學術資源網站、人事行政局歷年度編纂的「行政院暨各部會行處局署主管人員名錄」中登錄的資料為主,若有不足之處,則輔以中央社主編的中華民國名人錄、全球資訊網、電子報或者是書面報紙。

在資料分析中,發現了新政府在不同程度的可替代性部門中,有著不一樣的汰舊換新策略,當然,無論是可替代性高或低的部門類別,團隊菁英的組成皆集中於輪替當年,然而在零二年的內閣改組時,可替代性低的類別,有著比可替代性高的類別較高比例的人事任命(即低可替代性部門的更換速度較高可替代性部門慢),說明了兩大不同屬性的類別中,在執政菁英的更換策略上有其差異性。另外,在執政基礎的穩定化過程中,民進黨政府除了提供黨內菁英職業選擇的機會外,也擴大了社會菁英的政治參與基礎。以兩性共治為選舉號召的民進黨,在取得執政權後,的確在女性政務人員的任用上有所增加,但在趨勢上並不明顯。這與我們認為新政府任用了許多女性人員的一般觀念仍存有落差。在比降新舊政府執政菁英任命時,也發現了一個明顯的世代交替現象。最後,外省籍族群勢力的衰退,則說明了民進黨在執政之後,並沒有提供其較大空間的行動機會。

邱育琤, 徐永明

西漢初年由陳平等開國元老所主導的「誅呂」與「安劉」政變,對西漢帝國的延續具有重大的貢獻。「誅呂」政變解決了諸劉與諸呂的政爭,避免了帝國的全面內戰;「安劉」政變解決了皇位繼承問題,鞏固了皇帝的權威。太史公司馬遷稱讚陳平具有「定社稷」、「安宗廟」的大功是恰當的。

「誅呂」政變的起因,不是由於相國呂產與上將軍呂祿等「諸呂」欲劫持皇帝或竄奪皇位,而是由於呂后死後爆發了諸劉與諸呂的政爭。齊王與楚王等諸劉起兵欲誅諸呂,相國呂產欲發兵平定叛亂。這兩大統治家族的政爭幾乎釀成帝國的全面內戰。幸賴陳平等文武開國元老的介入與仲裁,將全面內戰轉化為誅呂政變,使人民幣免了戰禍、使漢帝國避免了像秦帝國一樣早崩的厄運。在這個過程中,陳平雖然運用了不合法與不道德的手段,但他所達成的目的卻是光明正大的,對國家社會的貢獻也是不可抹煞的。

「安劉」政變的原因,在於漢初的皇權脆弱與皇位繼承出現危機。惠帝早死,呂后主政時所立的少年皇子繼承王位的正當性不足,齊王與楚王等劉氏諸侯起兵欲爭奪皇位。為了解決皇位的紛爭陳平等將他廢殺,擁立高祖四子劉恆為皇帝,即文帝;為了避免再發生皇位繼承的紛爭,陳平將他樹立為太子,即景帝;為了壓制諸侯王覬覦皇位,陳平等懲處了擅自起兵的齊王與楚王;為了避免宦官弄權,陳平等廢除其侯位;為了樹立皇帝的權威,陳平等與文帝在朝議時「套招演戲」。文、景二朝四十年的皇為穩定與供臣列侯的輔佐是西漢帝國得以延續兩百多年的關鍵之一。

最後,本文指出,要瞭解「誅呂安劉」事件的真相,必須以系統性的研究法對《史記》全書有關的記述與兩場政變的過程進行分析。要瞭解這個事件的歷史意義,必須從宏觀的視野來觀察。此外,這個事件難以理解的主因之一在於司馬遷運用了奇特的記述筆法。他以謎語寫史書,以「明文」和「隱文」在同一文中述說兩個故事。未能解開他所精心設計的謎題,就無法瞭解事實的真相;未能同時解讀「明文」與「隱文」,就無法瞭解司馬遷的史識與這個事件的歷史意義。班固不瞭解司馬遷的筆法,改寫了他的記述,刪除了「隱文」。

鄭曉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