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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卷・第 1 期
發行於 十二月, 2001

當公共政策日趨複雜之際,政策研究者亦全力的進行研究和調查,試圖產生思慮周全的政策和累積相關的政策知識。這種知識必需廣為散佈與應用,方能解決政策問題,進而提高國家的競爭力,達成公共政策的總目標。然而,令人沮喪的是,政策分析的結果雖然在質與量方面有大幅的增加,多數的研究卻顯示政策制定者很少將它直接應用於決策過程。充其量這些知識只能改變政策制定者對政策問題的觀念看法。

本文主要是探討何以政策知識未能受到政策制定者普遍應用,以及在何種情形之下政策制定者會重視政策知識。由於政策知識的解釋不僅具有主觀性,實際應用在政策過程中更是充滿變化,因此政策知識的應用就像其他政策過程中的活動,同樣面臨政治壓力。基於此,從政策系絡來分析政策制定者應用政策知識的情形是有必要的。

決策可以被視為一種強調知識的活動,而一個政府的政策能力與政策制定者對政策知識所抱持的態度有著緊密關係。然而,政策制定者與政策知識之間的關係實難明確界定。職是之故,本文試圖將政策制定者在決策機關的表現行爲與政策知識應用的相關文獻探討結合在一起,以便進一步瞭解政策制定者與政策知識的互動。基本假設是每位政策制定者對其職責與政策知識應用的看法也不相同。
本文主要內容是(1)探討現有理論模式(特定知識理論、政策制定者限制理論以及二元社群理論),說明不足之處,並提出另一種整合模式; (2)分析影響政策制定者應用政策知識的因素(包括政策制定者的決策型態;政策制定者的特質;政策制定的環境系絡;政策制定組織之特質) ; (3)提出改善政策知識應用方法; (4)提出結論及未來相關研究的建議。

陳恆鈞

「權力」與「因果」一直都是政治研究領域中十分重要的兩個概念,但晚近以來竟然惹起應否存廢的仁智之見。大體而言,拋棄「權力」概念的聲音雖然微弱而短促,但卻出自著名權力研究學者之口;丟棄「因果」概念的說詞,則以各種形式展現在一些弔詭的論述中。

顯而易見的,不論存廢音量的高低或大小,在各吹各調之下,確實潛藏著無數糾葛而難以處理的複雜課題。尤須注意的,一些註明學者非常堅決地主張「權力關係就是一種因果關係」或「界定了因果關係也就界定了權力關係」,從而使得原已不易處理的兩個課題,頓然糾纏交織在一起,以至於棘手問題益形棘手。

本文試以當代著名政治學者Robert Dahl的權力論述為主軸,分就幾個層面,爬梳「權力」與「因果」之間的一些糾葛,期望能對困難重重的複雜問題,略盡棉薄之力。本文的解析,將從「權力概念的因果涵義」、「因果關係與因果條件句」、及「因果關係與因徑係數」等三個主要部份,逐一分別進行。

郭秋永

我國民主化之後,政府不再絕緣於來自社會的影響,因此其施政的細緻程度需要大幅強化,以因應政治對行政的衝擊。在垃圾公害危機的處理上,因為地方民眾抗爭的可能性大增,政府政策已由強調興建垃圾場或焚化爐,轉而尋求垃圾減量與資源回收等低政治性但行政難度較高的解決方案。本文以慈濟在嘉義中埔鄉的資源回收活動為例,討論施政細緻化的重要方式,乃設立制度以股利民眾參與公共財貨的生產,而謀求供私協營增效(public-private synergy)的理想狀況。鑑於參與此類提供公共財貨的集體行動,個別民眾必須付出一定的成本,故可能有搭便車的動機。因此,政府不應假設民眾會主動參與,而應瞭解民眾可能參與的動機,並在制度中提供民眾足夠的行動誘因。本文同時強調,物質性、社群性、以及理想性誘因都可能成爲行動者的驅力,而市場機制的運用一如寶特瓶回收獎勵金,不但提供物質性誘因,也與其他誘因產生複雜的互動,是許多誘因能夠發揮效果的重要基礎,故不宜應業界之要求而輕易變更。

湯京平

在政治轉型的過程中,個別民眾所面臨的最大挑戰在於如何因應不確定的環境,重新定義自己的利益,並進而調整個人的政治態度與行動。準此,這篇論文的目的是去描繪出近年來在台灣民主化與兩岸衝突的過程中,認同政治變遷的軌跡,並嘗試去探索,個人的理性預期(rational expectation)是如何地牽動其認同偏好的調整,而這個調整的方向與趨勢,又與個人的族群身份、教育背景以及世代有何相關。

本文首先建構一個「解釋的」統計模型,模型中以台灣人認同的變化作為依變項,自變項則是以下幾個新建構出的變項:首先,因為人是歷史的的動物,上一個時間點的態度會影響人們下一時間點的認同,所以上一個時間點的態度是一個重要的自變項;再者,人雖然會受過去既有的知識與上一 階段的態度所影響,但是人也會隨著身處環境的刺激進而調整個人態度,在本文中,我們將進一步探討超乎預期的異質資訊(surprising information)對認同變化的影響。在這兩個合理的假設下,本文嘗試描繪台灣人認同變遷的軌跡,尤其是變化最顯著的1989至1996這段期間。

由於目前國內並不存在這段期間台灣民眾認同態度變遷的追蹤調査資料(panel data),在此限制下,本文建構一個 quasi panel data,來驗證與前述統計模型相關的數學模擬·。我們的研究發現,族群身份與世代這兩個「人口學變項」 在道個模型中有了新的解釋意義:首先,本省人與外省人的確有顯著的認知分歧,但我們的模型證明這個分歧正在縮小·。其次,我們證明世代會影嚳個人對於外在環境變遷的調適差異,年輕世代比年老世代較易於接受新的資訊並據以調整其態度,採取新的認同,世代的差異的確影響態度變化的幅度。在這個研究中,呈現一致性地往台灣人認同的方向移動。總之,從一個動態學習的觀點出發,我們以為,認同可以是個別民眾用來預測未來、在不確定環境中行動的理性依擄,認同將不再只是 「靜態的政治心理(schema)」 或舊世代的歷史情結(complex)。

徐永明, 范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