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國推動永續發展多數以「經濟、環境、社會、政治」等面向作為衡量指標，以高高屏地區常見的「登革熱傳染病」為例，傳染流行涉及「環境」（孳生源與傳染源）、「社會」（社區動員與境外移入）、「經濟」（產業升級與特色產業）與「制度」（風險認知、聯合防治機制）等多元因素，本研究從判斷分析觀點，採用「社會判斷途徑」為研究方法，以「環境、社會、經濟、制度」等作為「傳染病防治多元整合」的決策參考變數，探討高高屏地區民眾與政府防治人員的「環境正義」認知對推動地區永續發展之影響。研究結果發現多數認為「環境」面因素是第一優先指標，其次為「制度」與「社會」面因素，「經濟」面因素則為最不注重的決策指標。據此建構「高高屏地區民眾的環境正義認知模式」，作為制定適合高高屏地方生態環境的行動策略，以有效推動永續發展。

九五、九六台海危機是美、中、台三角關係近年來之互動發展中，最嚴重的一次軍事和外交的衝突。回溯台海危機發生時，最壞的設想情況是戰爭會一觸即發，而最佳的設想情況是中國的軍事行動只是虛張聲勢。本文主要的研究問題是：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中國）為何要對台灣採取軍事演習的行動（邊緣政策）？、其背後的理性以及在國際社會的意涵為何？、為何中國於九五年進行第一次飛彈試射之後，又於九六年進行第二次飛彈試射？、為何在台海危機的過程中，美國作為一個超級強權對於中國的嚇阻會失敗？。主要的發現如下：第一、中國為了追求其在國際社會中地位之提昇，而選擇展示武力；第二、美國對中國之所以嚇阻失敗的原因是因為過度的合作承諾和低度的防衛承諾；第三、中國作為一個崛起的大國故意製造台海危機，以確保其外交影響力的增加。

本文討論的是台灣民眾在不同面向的政治信任差異。政治信任差異指的是民眾對代表不同政黨的政治人物，或對分立政府下的行政與立法部門產生明顯信任態度上的落差。政治信任差異的出現，雖然是民主國家中的常態，但顯著的政治信任差異的存在，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因為民主化後國家認同議題成為台灣政黨政治競爭的主軸，這個議題的激化導致了民眾傾向信任代表自身群體的政治行為者，但卻不容易信任代表對立群體的政治行為者，這樣就產生了對政治行為者的政治信任差異。這樣的信任差異會進一步影響民眾對政府與民主政體的信任，因為一方面政府是由政治人物以及政黨所組織的，所以對不同黨政治人物的信任會影響到對政府的信任；他方面誰執政也會進一步影響到選民對民主體制的評估，甚至對民主價值的支持，因為反對黨的選民希望政府的權力受到限制，但執政黨的選民卻不會這麼希望。此外研究也發現統獨議題強度越高的民眾，...

本文將有關亞洲四小龍經濟成長、所得分配與政權轉型的學術觀點區分為「亞洲例外論」與「普世主義論」兩組論述，亞洲例外論認為遵循亞洲價值的威權體制有助於經濟成長與所得分配的平等，普世主義論則認為民主化才有助於保證經濟穩定與分配正義。在南韓與台灣相繼發生政治轉型之後，與民主改革停滯不前的新加坡及香港相比，形成了極佳的對照。本文引進反事實推論的Treatment Regression 統計方法以及General Method of Moments 模型，收集亞洲四小龍近三十年來的相關數據，來比較南韓、台灣、新加坡以及香港的政治體制對經濟發展與所得分配的影響。結論發現亞洲四小龍的政治轉型與否，與實質經濟成長率之間並沒有明確的統計關聯，但是比起民主化之後的台灣及南韓，香港和新加坡的吉尼係數有顯著惡化的趨勢。因此，亞洲四小龍的經濟發展與所得分配的經驗，並不支持亞洲威權體制表現較佳的「亞洲例外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