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秩序如何可能？由東埔社布農人的例子，我們發現在日本殖民政府實施「綏撫孤立」的統制政策下，當地布農仁德以有效運用 mabeedasan （大家都同意）的原則來推舉他們的 Lisigadan lus-an 及 Lavian ，以維持其原有的政治社會秩序。並使個人能以 isipawuvaif 、 isipasaif 、 及 ishono 三種不同的交換方式來獲得三種不同性質的權力。其中，除了第一種依個人 honido 力量而來所產生的人與人之間的直接競爭而有類似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功利主義之權力觀念外，第二種由 hanido 的共享而來的權力觀念，則是該社會 最主要的支配性權力，其與第三種基於 hanido 的模仿而為東南亞土著社會常看到的權力，共同構成東埔社布農人社會的特色。這點，更因這些權力性質的意義必須由布農人的人觀及其背後的 hanido 觀念來瞭解而更加凸顯。但也在日本政府的統治之下，當地布農人也逐漸浮現 seizin 或「政治」的概念，以指涉其與外在政府間的事物。而國民政府在戰後至今的統治過程，除了經由地方自治行政體系之正式與非正式組織的建立來建構新政治秩序外，更依賴蕡本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發展來建立新經濟秩序，以及由新的分類概念的發展來建立新文化秩序。而這些秩序及其背後不同性質權力的建立，也都有賴漢移民、基督長老教會等國家以外的 agencies 之活動來建構。這些新秩序的建立也更確立當地人「政治是指與政府有關之事」的概念，並清楚區辨出當地原有的政治社會秩序與外來的政治秩序之別。他們更將（各級）政府視為如同傳統具有強有力 hanido 力量的優勢者，而認為他們有照顧弱者之義務。就如同他們所認同的公民社會是以多元社會所強調分辨不同能力的群體而給予不同的保障，才能達到公民社會所強調的平等一樣，這些獨特的看法均來自他們原有的人觀。由此可見，當地文化 塑造他們對於社會秩序及外來政治概念的看法，並影響了他們的反應方式。這研究正呈現當代政治人類學文化研究新趨勢的特點。
Regular Issue
第 3 卷・第 1 期
發行於 十二月, 1998
本文的主旨在於探討政策論述在政策變遷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地位。基本上，本文將政策變遷，視為是解構丶建構及強化原本結構三股力量，在政策場域中相互運作的結果。而此三股力量，則往往具體地表現於政策過程中的行為者，所提出的各種論述之中。因此，本文認為，從政策論述的角度切入，是一個觀察及分析複雜政策變遷過程的可行途徑。
本文亦建構政策變遷的四個類型：政策演化、政策工具、政策終止及政策成長，並分別探討它們各自的意涵及其受到各種流的影響。
然而，本文認為政策論述的分析，不能只分析論述文本表面呈現的內容，而要從論述所鑲嵌的社會結構，政策場域中已提出的論述文本，論述者在政策網絡中所處的權力位置，被論述政策本身的發展及政策環境的演展情勢五方面，方能斷定論述所有權及主導權的歸屬，評估論述被接受的幅度，了解公共政策變遷的可能性、方向及內涵。
關於中國鄉鎮企業快速成長的制度誘因，主要有三種觀點：生產合作社、地方政府公有制丶以及市場轉型論。本文論證前兩種看法都不符實情。而市場轉型論的觀點，則與比較接近現實；惟其對產權制度安排的分析，欠缺一個完整的理論架構。本文提出地方產權體制（local property rights regime）的分析架構，以剖析 中國農村工業之非正式私有化（informal privatization）的過程。這個架構幫助釐清中國局部改革策略的動力與難題。 方面，在地方層次所塑造的非正式產權制度，提供了有效的經濟誘因，而使得鄉村工業蓬勃發展。但是，另一方面，非正式的私有化策略，方便鄉村幹部操控產權，而導致虛假的財產關係。虛假的所有權安排，使中國無數的非國營企業仍然維持著一個公有制的外貌。實際上，這些企業大部份的控制權都握在官僚和幹部手裡；或是官僚幹部假手私人名義，行控制企業產權之實。此類虛假關係，滋生了愈來愈多的產權糾紛，使得鄉鎮企業持續發展面臨制度障礙。同時，許多在急遽工業化過程中遭受嚴重剝奪的農民，其不滿情緒，也正在醞釀成集體抗議行運動。一旦中國現行的政治體制遭遇劇烈的變革，農村的產權糾紛將引爆巨大的經濟與社會動盪。對中國政府而言，理清農村的產權關係丶或是任其繼續模糊，是當前所面對的最大困局之一。
民國八十三年年底舉行之第一屆省市長選舉，是台灣實施地方自治以來層級最高的地方行政首長選舉，更是牽動隔年第三屆立委選舉與八十六年總統選舉的重要指標，其歷史重要性不言而喻。雖由選民的人口結構與以往的投票記錄來看，台北市被視為在野黨最有可能執政的區域，但依往年投票記錄看來，在野黨從未贏得相對多數的政黨支持，因此本次選舉在野黨籍候選人的獲勝，甚難歸諸於政黨支持的增加。另一方面，兩位在野黨的市長候選人均為高知名度立法委員，挑戰首次接受民意洗禮的現任市長，更加升高選戰激烈程度，成為媒體報導關注的重心。本文假設決定此次市長選舉勝負之主因並非選民政黨認同轉移或增加，而是候選人因素影響的結杲。本文認為，選民在此次市長選舉中並未大幅改變其政黨認同，但三位候選人評價之差異超越政黨認同，成為影響本次選舉之最重要因素。
本文採用台大政治體系與變遷硏究小組於一九九五年寒假所進行的實證研究資料，分析選民對候選人特質的認知程度、給予各候選人的相對評價、影響候選人評價的因素以及其與投票決定的關係。結果發現有八成以上的選民，可以認知到三位候選人之特質並給予評價，且候選人評價超越政黨認同，成為決定本次市長選舉最重要的決定因素。除此之外，選民對候選人特質評比能力愈高，候選人評價對投票決定的解釋力也愈高，顯示選民心目中候選人評價圖象愈清晰，對投票決定的影響亦愈大。
本文主要是從總體與個體兩個層面，以統獨議題做為分析的對象，來探討台灣民眾政治態度的變遷。首先，不同於一般的靜態分析，我們引入時間序列分析以提供清楚的動態關係解釋，並有助於理解總體政治訊息傳播對大眾政治態度形成的作用。再者，本文以理性貝氏動態模型（Rational Bayesian Dynamics Model）作為個體模型，主張所謂「大眾政治態度」是民眾在既有態度基礎上，對當下異質政治訊息學習與權衡的結果。基於上述對於政治行為研究個體模型與動態變遷的雙重關懐，我們以教育作為個人政治知識的間接指標，證明在不同的政治情境與資訊環境下，不管其省籍背景，個人是如何透過政治資訊的學習，理性地「調整」其統獨立場。
最後，藉由統獨態度變遷分析的發現以及晚近政 治行為研究文獻上的反省，我們認為所謂民調並不是在建構一個「穩定與真實的」態度。相反的，本文主張民眾對民調的反應是一個「政治過程」取決於既存的意識形態與菁英政治論述兢爭之間的互動。而在這個民調「問」與民眾「答」的過程中，議題的「不確定性」與個人的政治知識不僅影響民眾呈現「態度」的能力與意願，同時也形塑台灣民主體制下理性政治説服的形成與運作。